传话根本不屑一顾,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。
没得到明确答复,自负的高宗武,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,汇报所事渺茫。
正在这个时候,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,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。
这让蒋介石嗅出了一丝“和平”的气息,老蒋授意,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一成发了贺电。
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飞往香港,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,告诉日方,国民政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,即便不再输入,尚足两年之用,即使日军攻下武汉,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。
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显示实力,促使日本主动求和,以争取对国民政府有利。
可是,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,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,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,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、听差候遣的角儿,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别出心裁地行事。
高宗武两赴香港,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,而是积极主动寻求与日本方面打开僵局的办法。
自中日开战以来,高宗武一直认为“蒋先生冷酷,汪先生温暖”,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。
高宗武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,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“和平派”势力,他们正在成长起来。
高宗武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“和平运动”,以出场秩序的先后,称西义显为太郎,董道宁为次郎,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,高宗武为四郎,松本重治为五郎。
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,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,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、周佛海密谋实现“和平”的办法。
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,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,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,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。
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,这一次,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,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。
在香港浅水湾饭店,高宗武与西义显和日本驻香港领馆总领事中村丰一,坐而论道,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。
那就是,推出汪精卫来,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。
随后,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,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,松本反问高宗武,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?
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了心扉,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。
他认为,首要之点在于日本撤兵,日本撤兵声明一发表,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,向全国发出“和平”通电。
只要汪精卫的通电一发表,那么各地的杂牌军,如云南的龙云,广东、四川的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人,就会从各方面响应,使汪精卫的“和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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