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,通过上述渠道,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,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,鉴于这种情况,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,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。
不料,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,老蒋突然中途变卦。
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,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,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,解决了两广事变。
两广事变的解决,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,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。
另一方面,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,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,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。
因此,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:
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“围剿”陕北红军,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,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。
我党决定,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,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;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,暂停进攻红军,立即准备抗战。
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,并大举进攻苏区,在这种情况下,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。
形势的变化,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,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,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。
这样,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。
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。
在张冲的安排下,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。
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、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。
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“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,迄今未得复示,不胜系念”的心情,。
接着提出质问:“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,犹抽调胡军入陕,阻我二、四方面军北上抗日。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,独不可施之西北耶?”
并指出:“内战不停,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。”
周副主席在信中,对两陈寄以厚望:“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,领导党议,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,早开谈判,俾得实现两党合作,共御强敌,则两党之幸,亦国家之幸也。”
在信的末尾,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:“现为促事速成,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,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,到时希赐接洽。”
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:“安先生,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?”
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。
“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,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,并非代表任何个人。”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。
“既然是这样,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。”陈立夫点了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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