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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朕知为人君者,必尽知天下之害,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,汉高祖尝言,‘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’,其逐利之情,不觉溢于言表。”
“自古汉家为君父者,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帝王,帝王又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,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,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,不敢自利。”
“以帝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,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,传之子孙,受享无穷,始而惭,久而安,岂非反为天下之大害?”
“设若‘天下无君’,则人各得自私,人各得自利,岂非利之于天下,为今朝贡士之所求者?”
朱翊钧说罢这一番话,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心虚,他想这一段话大约是要上史书了,不知道这个时空的后世学者往后翻到这一段话会怎么评价自己。
又想,这辅臣一会儿要是又跪下了,自己该怎么办?这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,岂不是反而显得反复无常,并非是真心赞成“天下无君”?
就在朱翊钧左思右想之时,许国复开口道,
“皇上,臣该记得,万历十四年丙戌科殿试策问,便是‘无为而治,不赏功而民劝’。”
朱翊钧没料到许国对此言论竟然毫无反应,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殿试策问。
他想想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,万历十四年的科举试题他也记得,并非是笼统地要考生讨论“无为而治”这一句话在施政中的可能性。
实际上万历十四年的策问讨论的是“无为而治”与“有功不赏,有罪不罚,虽唐虞不能化天下”之间的辩证观点。
这里面的一大陷阱,是这道策问的最后有一句“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”。
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,和上古无为而治的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议论,还必须做到文意想通,能够自圆其说,和自己现在所提出的“天下无君”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。
朱翊钧内心五味陈杂,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,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。
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,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,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。
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,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,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“天下无君”这种思想的,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。
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,全然就是公事公办,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,
“丙戌科所论,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,而非其所以治。”
朱翊钧解释道,
“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,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,三代之法,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,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,贵不在朝廷,贱不在草莽,所谓藏天下于天下,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。”
朱翊钧觉得自己说得足够明白了,法治大于人治,四舍五入就是宪法为一切根本大法嘛。
却不料许国即道,
“臣谓法入策问甚合时宜,听闻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,敷政立教,尝谕侍臣曰,‘礼法明,则人志定,则上下安’,又曰,‘制礼立法非难,遵礼守法为难’。”
朱翊钧听了,不禁皱了下眉。
许国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《皇明宝训》,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并不算是引喻失义。
当然朱翊钧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是出自《明太祖实录》。
朱元璋前脚刚说完这句话,后脚就跟当时的左相国徐达说,“我当年起兵濠梁,见元末主将都是因为不讲礼法,放纵部下暴乱,不懂得驭下之道,才导致早早就自取灭亡的,而我所任命的将帅,都是从前与我同功一体的人,他们臣服归心于我,我即与之定名分、明号令,所以众将士才没有提出异议之人,都听命于我,现在你们为辅相,也要遵守这些道理,千万不要‘谨于始而忽于终’”。
然后当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当真“有谨始而无善终”了。
“臣观人君之于国,必有所与立,上之率下为纪纲,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,设若以‘立纲陈纪,移风易俗’为策题,则一禀于礼法,以承皇上是为长久安宁之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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