残余，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、帝国的转进，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。
而到帝辛时，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，神权、王权之间，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，帝权与贵族之间，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，帝辛无人可用，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——费中、飞廉、恶来等，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、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。
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，但目标是一致的——帝辛。而费中，飞廉、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，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，是引起公愤的。
因而，帝辛的罪状中的“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”，“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，是以为大夫卿士”，“昵比罪人”，“以奸宄商邑”便是由此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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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和商纣王帝辛作对的第三类人，则是战国诸子。
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，先秦诸子无不“案往旧以造说”，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也是为什么“层累地造”的华夏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。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，为证明仁义重要，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！
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，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。
就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，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，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。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，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：
“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，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
……
历史上的商纣王从政40多年，主张减轻赋税徭役，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，提倡冶炼铸造，富国强兵。
所以说，历史上的史书夸大了商纣王帝辛的残暴，但却忽略了他做出的贡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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